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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历代名人读书方法(一)

      发布时间:2014-5-12 浏览量:

      诸葛亮:观大略法
              诸葛亮,在世人心目中,那是一位智者的化身。
              不过,罗贯中 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文学形象,而且有些地方还将他神化了。陈寿的 《三国志》中的诸葛亮,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。
            《三国志》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:诸葛亮与徐庶、石广元、孟公威一起读书,但读书的风格和方法却各有千秋。徐、石、孟三人 “务于精熟”,而诸葛亮 “独观大略”。
            “务于精熟”,就是认真精读,力求理解透彻,并烂熟于心。“独观大略”,就是说诸葛亮的读书方法与其他三人不同,独树一帜;他是从总体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书本的精神实质,而不被枝蔓问题所纠缠。看得出来,诸葛亮无论是打仗还是读书,都胜人一筹。
              怎样具体学习、运用诸葛亮的 “观大略”读书法呢?
              中年学者王通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,他认为:掌握观大略读书法, “要紧的有五条:
      (1)要有一定的哲学修养,善于概括提炼。
      (2)既要钻进书中,又能站在书上,独立思考。
      (3)经常注意最先进的知识,站在本学科知识的前沿。
      (4)弄通最基本的概念、定理、原理,尤其是其中的关键者。
      (5)精通唯物辩证法。


      陶渊明:不求甚解法
             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一篇 《五柳先生传》,文中云:“好读书不求甚解,每有意会,便欣然忘食。”这其实是陶老先生托 “五柳先生”以自道,描绘自己的读书生活,阐发自己对读书的见解。
              对于陶渊明 “不求甚解”的读书方法,历来褒贬不一。不肯苟同者认为陶渊明是提倡粗枝大叶、浅尝辄止的作风,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。当然也有赞同陶渊明的方法的,比 如:元朝人李治就说过: “盖不求甚解者,谓得意妄言,不若老腐儒为章句细碎耳。”李治的意思是,陶渊明 “不求甚解”的读书观,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,不像某些迂腐的书呆子那样死扣章句而毫无出息。
              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法到底可不可取?不必匆忙下结论。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陶渊明的读书背景,分析一下他的话的原意,问题就会清楚得多了。
              陶渊明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读书的情景时说: “少年罕人事,游好在六经。”可见他自幼就攻读儒家经典,他所说的好读书,自然是指读经史典籍。读经史书,必须读注,而汉代有的经学家所作的注释,连篇累 牍,空虚繁琐,离题万里。如当时有一个小夏侯学派的人,光解释“尧典”两个字,就写了十余万字。这是一种很坏的学风,那些寻章摘句、牵强附会的学究式解 释,对读书能有什么益处呢?非但无益,反而有害,会干扰对书的原意的领会、理解。所以,陶渊明提出 “不求甚解”的观点,是有针对性的。他认为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没有价值的注释,而应注意读原著,领会原作的基本内容。
             由此看来,如果将一顶 “提倡粗枝大叶”的帽子扣在陶老先生头上,就错了。陶渊明的 “不求甚解”法虽然是有所专指的,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。想想看,倘若不论读什么书都去 “求甚解”,那你一辈子能读几本书呢?对有的书就可以 “不求甚解”,翻翻便过去了;有的书,可暂时 “不求甚解”,等到需要“求甚解”的时候,再“求甚解”。

       

      杨大眼:耳读法
              耳读法,用耳朵能读书?除非是某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。一般正常的人,怎么能用耳朵读书呢?
              能!我国古代就有一位。南北朝时期,北魏有一员大将叫杨大眼,此人是一位常胜将军,很有威望。 《北史》卷三十七中记载了有关他读书的事迹:
            “大眼虽不学,恒遣人读书面坐听之,悉皆记识。令作露布,皆口授之,而竟不多识字也。”
             你看,杨大眼虽识不了多少字,靠坐在那里听别人读书,居然收获不小,不仅记住了许多知识,还能口授布告文字。可见杨大眼的读书方法,还是行之有效的。
              这种读书方法,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,故称之为 “耳读”法。
             耳读法虽然产生于古代,但现今仍有实用价值。已故著名学者邓拓就很推崇杨大眼的耳读法。他说,耳读法很适用于年老而不能看书的人,也很适用于现代的 许多大政治家。这些大政治家,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,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。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,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,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 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,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,如此看来,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。
              其实,耳读法不仅仅适用于老年人和政治家,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。比如,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、小说播讲、知识讲座等等,就等于是用耳朵读书。 走路时可以听,坐在公共汽车里也可以听,甚至是在干某些体力活时,也可边干边听。既省时又方便,真可谓一举两得。录音机是比收音机更现代化的学习工具,我 们可以把有关学习内容 (如外语等等)录进磁带里,随时听、反复听。


      韩愈:提要钩玄法
              唐代大学问家韩愈在谈到读书问题时,曾说过一句名言: “记事者必提其要,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后人将他的话概括为 “提要钩玄”读书法。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按照韩愈的这个方法,读书首先要将书分门别类,然后按其性质类型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读书法。对于那些记事性质的历史书籍,阅读时必须提出纲要,也就 是提纲挚领地将书中的主要内容抽出来;对于那些理论方面的书籍,阅读时则要注意探取其深奥的观点,也就是抓住它的精髓部分。
             读书若能做到提要钩玄,效果必定会好。因为 “提其要”,能使自己对书中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一目了然,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清清楚楚,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,透过现象,看到本质。 “钩其玄”,便于把握重点,吃透精神实质,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,从而开拓视野,活跃思维,增长知识,提高水平,将书中的营养,化为自己的血肉。

       

      苏东坡:八面受敌法
       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 “八面受敌”法,是很著名的一种读书方法。 “八面受敌”法是怎样提出来的,又作何理解呢?
        事情是这样的:有个名叫王庠的人在应制举时,向苏东坡请教读书方法。苏东坡就给他写了封回信,信中有这么一段话:
         “书之富如入海,百货皆有,人之精力不能尽取,但得其所求者尔。故愿学者,每次作一意求之。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、圣贤作用,且只以此意求之,勿生余念。又 别作一次,求实迹故实,典章文物之类,亦如之他皆仿此。此虽似迂钝,而他日学成,八面受敌,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。”
      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内容丰富的书籍就像大海一样,百宝俱全,应有尽有。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,只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部 分。所以,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,每次读书,只须集中注意一个问题。比如,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和明君贤臣的地位、作用,那你就可以只集中注意这个问题,不 要再想别的什么问题了。又如,另一次读书,你想考虑史实古迹和经典文物,仍用同样的方法办理。其他方面以此类推。用这种 “八面受敌”法读书,看起来似乎迂钝了一些,但到了学成之日,是那些涉猎者们所无法攀比的。
        后人对苏东坡的这种读书法,多持赞成态度。如清末学者李慈铭就称赞道: “诚读书之良法也。”毛泽东同志在《关于农村调查》中也说: “苏东坡用‘八面受敌’法研究历史,用‘八面受敌’法研究宋朝,也是对的,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,也要用个 ‘四面受敌’法,把它分成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,得出中国革命的结 “八面受敌”受到后人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,因为它是一种高明的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。将研究对象分为八个方面,然后各个击破,根据从八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 行加工整理,然后得出的结论,岂有不深刻、不全面之理!
        说到底, “八面受敌”法是分析法和综合法在读书方法上的巧妙运用。
        苏东坡在谈到他读 《汉书》的经验时说:“吾尝读《汉书》矣,盖数过而始尽之。如治道、人物、地理、官制、兵法、财货之类,每一过专求一事。不待数过,而事事精窍矣。”这是 苏东坡运用 “八面受敌”法读书的一个具体范例。他读 《汉书》要读许多遍。将《汉书》分为治道、人物、地理等几个方面,每读一遍专门研究一个问题,结果他对书中的每一方面的问题,都了解得非常透彻。这个例子 证明:用 “八面受敌”法读书,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。

       

      陆游:有的放矢法
        “饮食起居,疾病呻吟,悲忧愤叹,未尝不与书俱。”
        这是宋代大文学家,杰出诗人陆游读书生活的自我写照。他终生酷爱读书,以书为伴,与书为伍。不过,他读书虽多,却多而不杂,多而不乱。他读书都是有的放矢的。
        首先,他注意有系统地读书。用现代话来说,也就是根据自己建立知识结构的需要,从整体考虑,有计划地读一大批书。他从小立下大志,常用祖父陆佃 “映月读书”的精神勉励自己,决心要有系统地读万卷书。少年时,他攻读了大量古人的诗作;青年时,他从 “上世遗文”至“先秦古书”都读了个遍,尔后,又读完了 《六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离骚》等历史重要名著。
        其次,他注意结合研究专题读书。比如说,为了研究杜甫,他就选择了有关杜甫的书籍若干本,潜心攻读,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,如 《老学庵笔记》等著作,写下了有关杜甫研究的独到见解。
        再次,他注意将读书与使用联系起来。他为了实现自己抗击外敌入侵,报效祖国的宏愿,一边习武,一边苦读兵书,准备来日疆场决战时派用场。他读 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时还写了一首题为《夜读兵法》的诗:
        “孤灯秋霜夕,穷山读兵书。平生万里心,执戈王前驱。战死士所有,耻复守妻孥!”


       

      朱熹:循序渐进法
        “或问读书之法,其用力也奈何?曰:‘循序渐进”。
        这是南宋哲学家、教育家朱熹在 《读书之要》中提出的基本读书方法。何谓循序渐进?朱熹作了详尽的解释:以两本书而言,则 “通一书而后及一书”,以一本书而言,则 “篇章文句首尾次第,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。”他还要求: “未及乎前,则不敢求其后,未通乎此,则不敢妄乎彼。”
        为什么要循序渐进呢?朱熹以生动的比喻说, “譬如登山,人多要至高处,不知自低处不理会,终无至高处之理。”
        朱熹的这个主张说明,读书要选定一个目标由浅入深,从最基本的书读起,读通一本然后再读另一本,读通一节然后再读另一节;而不能不分主次先后,杂乱无章地乱读一气。只要做到 “循序而渐进”地读书,就会收到 “意定理明,而无疏易凌躐之患”的效果。


      陈善:出入法
        南宋人陈善著有一部 《扪虱新话》。他在书中写道:
        “读书须知出入法。始当所以入,终当所以出。见得亲切,此是入书法;用得透脱,此是出书法。盖不能入得书,则不知古人用心处;不能出得书,则又死在言下。惟知出入,得尽读书之法也。”
      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读书要知入知出入,就是要读进书中去,读懂,吃透,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;出,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,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,解决实际 问题。开始读书时要求入,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。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,那就不可能理解 “古人用心处”,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艺术技巧;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,那就要 “死在言下”了,也就是说,思想被书本束缚住了,成了书奴、书呆子。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,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。
       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,其精神实质就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,而不能死读书。他的这种出入法,是比较全面的,既要求人们读书认真钻研,消化吸收书中营养,又要求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。
        处于封建时代的陈善能够针对时弊,提出如此有独创性的见解,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。
              孟子有一句话: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与这个读书方法可以说是相得益彰,在书的序中也有提到这个问题,“迷信书本,死读书,读死书,是读书人之大忌”


      董遇:三余法
        常常听见有人说: “谁不想读书呀?就是太忙,没有时间。”对于现代人来说,生活节奏加快,时间紧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不过时间这个东西,具有很大的伸缩性,正如鲁迅先生说的,时间就好像海绵里的水,只要去挤,总还是有的。
        看来有没有时间读书,就看自己会不会 “挤”了。
        我国古代就有许多学人是 “挤”时间的能手。比如说,汉代的著名学者董遇就很有一套办法。他提倡利用 “三余”时间读书,哪“三余”呢?他说: “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雨者晴之余。”意思是说,冬天,没有什么农活,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;夜间,天黑不能出去活动,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;雨 天,不能下地劳作,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。抓住这三种空余时间,用来读书,肯定会有收效。
        当然,董遇所处的汉代的农业社会,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差别,但他那种善于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的精神,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适用的。
        古人有古人的 “三余”,今人也可以抓住今人的“三余”嘛!只要指导思想对头了,具体方法是可以灵活多样的。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 “三上”读书法,也是可以借鉴的。欧阳修的 “三上”是指:“马上、枕上、厕上”。他经常利用这 “三上”时间看书或是写文章,效果极佳。
        其实,今人的 “三余”、“三上”法要比古人多得多。比如:开会前的几分钟有人在看书,排队买菜的队伍中有人在看书,候车室里有人在看书,坐在公共汽车上还有人在背诵古诗或外语单词
        看来,可利用的时间还是很多的,远不止 “三余”、“四余”,也不止“八余”、 “十余”,关键就在于自己肯不肯挤,会不会挤了。


      张溥:七录法
        明代文学家张溥,年幼时天资不佳,记忆力较差。虽然还算得上勤奋好学,但读过的书,过后便忘了。他很是苦恼,曾经气得用拳头擂自己的脑袋,大骂自己是笨蛋。
        不过,他并不因为自己天资较差而气馁,仍然刻苦攻读,孜孜以求。并且根据自己 “笨”的特点,想出了一个“笨”办法:
        每阅读一篇新的文章,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,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诵。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,并不将它保存起来,而是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。烧完之后,再重新抄,重新读。这样连续 7 次,一篇文章就等于读了14遍,不说滚瓜烂熟,但其主要内容总是记住了的。
        这样长年累月地读书、抄书是很辛苦的,张溥的手磨起了老茧,一到冬季,冻裂淌血,钻心般的疼痛,但他仍然坚持不懈,多年如一日地下他的 “笨”工夫。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“七录书斋”,以自勉自励。
        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多年的努力,张溥终于成为有影响的文学家,写出了 《五人墓碑记》等名作,并编辑了《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》等有价值的书籍。
        当然,我们今天介绍张溥的 “七录”法,并不是要青少年朋友机械地去学习、模仿。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,知识不断更新,信息不断膨胀,单凭 “七录”能“录”得了多少呢?但是,我们从张溥的 “七录”法中却能够得到一点启示:天资差,不足畏,天道酬勤;堡垒坚,亦不足畏,专而攻之,必能攻而破之。


      顾炎武:万里行路法
        清初年间,在鲁、冀、辽、晋的交通要道上,出现了一个行为有些奇怪的人。
        他约摸五十出头的光景,衣着简朴,带着两匹马和两头骡子。自己骑在一匹马上,另一匹马和骡子则驮着沉重的大筐,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全是书。
        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着,这个人坐在马背上半闭着眼睛,咿咿呀呀地背诵起来了。背着背着,忽然有一处 “卡壳”了,他便立即勒住缰绳,翻身下马,拿出书本将背不出的地方反复温习几遍。直到书背熟了,再继续策马赶路。
        每行至一处关隘要塞,他便去找几位老兵或退伍的小卒,仔细询问有关地理、历史等情况。如老兵们说的有些与书上记载的不相符,他便亲自到实地考察,一处一处地核对清楚,然后写下笔记。
        途中若是遇到好书和珍贵文物,他就买下来;若别人不卖,他就全文抄录或是借来读完了再走。
        这位游学先生姓顾,名炎武,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志士,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。
        他曾在文章中写道: “自少至老,手不舍书。出门,则以一骡两马,捆书自随,过边塞亭障,呼老兵谐道边酒垆,对坐痛饮,咨其风土,考其区域。若与平生所闻不合,发书详证,必无所疑而后已。马上无事,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”这里描述的就是他自己游学读书的情形。
        顾炎武这种 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读书法,有许多好处:一、通过实地考察,能够纠正书本上不少错误的记载;二、能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,学以致用;三、能够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;四、能够发现许多原来不曾读过的新书、好书。
        如本文开头所说的,顾炎武五十多岁以后开始的这次大规模的游学活动,到达了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辽宁、陕西、甘肃等地,察看名关要塞,游历名胜古迹,跋涉名山大川,往来行程两三万里,所读新书又达一万余卷。
        由于顾炎武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都非常宏博,所以对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地理、历史、军事和治国之道等都有深刻的研究,一生著书几十部,卷帙浩繁,在我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      来源:http://ljg3786308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5675665820114994152367/?latestBlog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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